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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世界近代史研究會2019年年會暨紀念新中國成立7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聊城大學舉辦
來源:中國世界史研究網 2019-11-28

   2019年10月19-20日,由中國世界近代史研究會主辦、聊城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承辦的中國世界近代史研究會暨紀念新中國成立7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聊城大學召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四川大學等高校,以及《史學月刊》《史學集刊》《江海學刊》《吉林大學學報》等雜志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和《社會科學報》的百余名專家學者,針對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的中國世界史學科的發展及世界近代史研究的各個課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19日上午的開幕式環節由聊城大學發展規劃與學科建設處兼人文社科處處長陳德正教授主持,聊城大學校黨委常委、組織部部長黃富峰致辭,歡迎各位學者共聚聊城暢聊學問與人生,為推進世界史發展增添新光彩。世界近代史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高毅教授在致辭中對近年來聊城大學在太平洋島國研究、北冰洋研究領域的戰略眼光及世界史學科的成績和前景表示欣賞和肯定,并結合建國70周年的大背景強調當下進行民族國家建設的重要意義,強調世界近代史研究在這一領域具有特殊重要性。聊城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李增洪院長對近代史研究會對學院及世界史學科的信任表示感謝。

  開幕式后第一場主題報告由河南大學閻照祥教授主持,共計4位學者發言。其中四川大學何平教授指出,建國70年來中國的世界史研究隨著時代與社會的發展,研究范式經歷了革命史、現代化史、全球史及對以往歷史觀和研究重心的反思四個階段,中國世界史學者的歷史意識也在不斷克服地方性和時代局限性,進入更高的水平和境界,未來只有深入研究關乎國家利益的重大問題,世界史研究才能不斷前進。北京大學高毅教授通過對勒費弗爾經典著作《1789年大恐慌》的重溫,對流行的“革命否定論”進行了糾正,認為“大恐慌”在反封建的同時還呈現出對民族國家的一種特殊的關懷,認為現代民族國家建設更能代表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本質,并對近代歐洲民主化的終極目的進行反思。南京大學沈漢教授重新揭示了劍橋學派代表約翰·波科克的語言歷史學研究方法的價值,認為他對歷史著作中語言的重要性、語境和語言的借用、語言與權力的關系的分析拓寬了思想史的廣度與深度,并以此為例提醒學界在理解西方學派時可能存在的漏洞與不足。中國社會科學院俞金堯研究員對學術話語中去資本主義的趨勢進行審視,并對歷史研究中的資本主義概念等本體論和方法論問題展開論述,認為應該重新重視近代史上資本主義的歷史問題,最后強烈呼吁新的宏大敘事的回歸。

  在19日下午的分組研討環節共有近80位學者分四組進行了熱烈而深入的討論,充分體現了世界近代史研究生機勃勃的發展態勢。

  第一組學科史與思想史,學科史方面選題寬泛,論述精細。其中兩篇涉及環境史,中國社科院大學王華對太平洋環境研究的學術史進行梳理,突出人與自然相互重塑的關系;河北師范大學劉向陽對《霧都倫敦》與《煙囪與進步人士》兩本環境史著作中所涉及的環境治理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進行了評述與反思;安徽大學魏孝稷認為菲利普· 柯丁的比較世界史研究體現出寬闊的視野與個案研究的結合,在全球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聊城大學倪凱在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框架下對澳大利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戈登·柴爾德的歷史與史學思想進行了整體性研究;北華大學劉景瑜駁斥和批判了日本“歷史認識問題研究會”對歷史問題的錯誤認識;魯東大學劉文慶針對二戰的起點問題與俞金堯進行商榷并論述了將西班牙內戰作為二戰起點的合理性;四川師范大學李宜芯認為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實驗室對科學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另外溫州大學提交了論孔繁霱對現代史學教育貢獻的文章。

  思想史方面注重考察思想觀念與歷史語境的關聯,反映出思想史研究的回歸。其中湖北師范大學徐煜對斯圖亞特王朝早期政治文化的研究進行了評述;河南大學閻照祥以英國保守黨研究機構(思想庫)的創辦初衷和理論研究為側重點分析了這些機構與保守黨上層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微妙關系;中山大學許美祺通過對《夢之代》的解讀分析了日本江戶時代商人學者山片蟠桃關于世界認識與求真精神的形成與意義;東北師范大學郭冬梅認為中央集權為主、地方分權為輔的特征貫穿了近代日本地方制度的始終,也是戰前日本現代化失敗的因素之一;首都師范大學倪玉珍探討了19世紀上半葉法國思想界對啟蒙的反思及其彼此的共識和爭鳴;南京大學任裕海認為漢密爾頓的人性觀為其政治主張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支撐;魯東大學周余祥認為亨利·卡伯特·洛奇的商業主義思想的形成與實踐反映出美國已經將商業競爭作為大國崛起和爭奪世界的重要手段;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劉爽總結和分析了盛宣懷關于促進中國民族保險業發展的思想;另外江西科技師范大學韓錫玲、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徐洋、上海師范大學李新寬分別提交了《羅素、杜威和蒙臺梭利和平教育思想之比較研究》、《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第XXIII筆記本中對托倫斯<論谷物外銷>的述評》、《工業革命前夜的“三新革命”》等文章。

  第二組全球史與海洋史,全球史方面,視野寬廣,以個案切入呈現出不同區域與文化的互動與影響。其中聊城大學張禮恒認為“朝士視察團”的記錄表明朝鮮對明治日本的法律改革及明治維新作了否定式的評判;中國社科院張煒認為不應忽視“非主流”的山西籍歷史學家衛聚賢與其環太平洋文化接觸研究的價值;聊城大學呂桂霞認為早期中斐關系因被動而發生,其中檀香木、海參及契約華工等三種要素扮演著重要的歷史角色;山東師范大學劉章才指出19世紀中葉福鈞在華茶業考察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發展制茶業提供了重要借鑒;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甘振軍指出澳大利亞自由—國家黨執政聯盟在“印太戰略”背景下不會忽視非洲的地位和作用。另外四川外國語大學張濤、黑龍江大學喬文閣、北京師范大學呂富淵分別提交了《<印中搜聞>的孔子觀及其向美國的傳播》、《“一帶一路”倡議下遠東地區中俄合作分析》、《19世紀后期天然氮肥的全球流動及其影響》等文章。

  海洋史方面,涉及海權、海魚、海洋書寫、海岸、海軍、海島等,議題廣泛,拓展了對海洋史內涵與價值的研究。其中南京大學劉金源高屋建瓴地指出海權與英國崛起之間存在的雙向互動關系;宜春學院龔昊對安德烈·蘭伯特提出的海權是一種特殊文化的觀點進行評述;山東師范大學孫超認為作為歷史學家的哈庫利特,既開創了英國海洋史的書寫歷程,也締造了英國人的海洋觀念;中山大學梁躍天認為應以海岸為中心書寫陸海交融之際的新海岸史,首都師范大學崔德龍認為在第二次委內瑞拉危機中美國海軍的演習開創了通過非直接軍事行為影響外交事務發展進程的方式;聊城大學林娜對20世紀以來日本關于太平洋島國研究的資料進行了細致的學術史梳理;清華大學陳林博考察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澳洲的鮭魚移植活動及其對本地生態環境的影響;聊城大學李玉雪以“金槍魚戰爭”為例考察了南太平洋地區為維護漁業資源的管轄權與美國進行的斗爭與妥協過程。另外山東師范大學楊蕾、南京大學征咪、聊城大學齊山德分別提交了《明治時期日本南進政策與海運業擴張》、《19世紀英國海洋拖網漁業立法》、《北歐國家“新北方”概念與俄羅斯北極戰略的區域化演進》等文章。

  第三組軍事-外交史及國家形象,軍事-外交史方面,總體以西方大國為中心,選題恰當,史料豐富。其中山東師范大學陳海宏對即將問世的《美國軍事制度史》進行了介紹,認為任何一個靠軍事力量建立的帝國或早或晚都要走向衰落;河南大學馮東興對朝鮮戰爭的基本性質進行了再思考,認為中美雙方朝鮮戰爭觀的背后隱含著彼此的政策需要;山西財經大學李煜認為奧斯曼帝國轉型失敗的原因在于國內外舊勢力的阻礙;北京師范大學劉巖認為1817-1819年第一次塞米諾爾戰爭促進了美國在佛羅里達地區的領土擴張;山東女子學院王宗濤指出約翰·潘興創建的海外遠征軍促進了美國海外遠征軍體制的建立;廈門大學許二斌利用檔案,結合個案分析指出美國獨立戰爭中使用德意志部隊是歐洲占主導地位的雇傭兵盛極而衰的轉折點;陜西師范大學楊松認為一戰期間英國體育運動對國家和社會帶來積極的社會功能和價值;陜西師范大學楊輝認為一戰期間英國對德國的經濟戰政策在打敗德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大連大學宋良認為英國對臺灣地區的核貿易政策(1974-1975)體現出現實主義外交的傳統;聊城大學楊光認為美國非官方人士所從事的“第二軌道外交”既發揮了積極作用也惡化了印支局勢;聊城大學范凱迪認為1940-1980年代新西蘭與英國之間存在既有懷舊感又有自主性的特殊關系;蘇州科技大學張建偉通過對國家安全決策備忘錄204號文件的研究指出尼克松政府對華高新技術轉讓政策出現寬松跡象。另外上海大學王三義、貴州師范大學許靜、聊城大學孫新萌分別提交了《奧斯曼帝國由盛轉衰的制度根源》、《印度耆那教碎片化探析》、《敘利亞與沙特阿拉伯矛盾淵源探析》等文章。

  國家形象方面,從多角度探索了國家認同、國家形象的建構方式及其影響。其中華南師范大學蔡燕慶通過對《圖繪暹羅》一書的評析,肯定了地圖繪制技術對近代民族國家認同感塑造的作用;四川外國語大學陳云鑫認為美國“聯邦作者項目”檔案資料呈現出普通民眾對中國難得的正面形象;臨沂大學宋海燕認為羅斯福新政時期的藝術家扶助政策奠定了聯邦政府藝術政策的基調;華中師范大學李茜指出英格蘭瑪麗一世面對繼承危機采取了議會立法、形象塑造、儀式典禮等方式以證明其合法性;聊城大學陸昭慧溟認為美國和平隊在密克羅尼西亞的活動體現出因時因地制宜的特點;聊城大學張子恒認為麥克米倫“歐洲觀”的演變與英國首次入歐的選擇和行動之間存在著重要的聯系。另外西安工程大學李武裝、聊城大學王長汶、蘇州大學曹瑞冬分別提交了《梁啟超的思想轉變與晚清以降中國民族主義思想關系》、《空間視域下的東亞同文書院中國調查述評》、《燈塔的景觀敘事與中國的地理想象》等文章。

  第四組社會史與經濟史,社會史方面研究地區以英國為主,涉及兒童史、婦女與性別史、醫療史與其他社會問題等,充分反映出國內研究的精細化程度。其中臨沂大學魏秀春指出1862-1948年期間英國兒童福利制度發展體現出“國家兒童觀”的歷史特征;寶雞文理學院陳凱鵬指出近代西歐殺嬰史研究存在的碎片化、不均衡化等問題亟待解決;臨沂大學馬金霞回顧了1962年以來美國虐童問題的研究成果及不足;浙江外國語學院潘迎華認為男女“兩分領域”觀念對19世紀英國婦女參政模式的影響是一分為二的;華中師范大學岳偉考察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聯邦德國女性爭取身體自決權的原因;魯東大學王琪指出黑人民權運動時期的福利盡管解決了美國非裔單親母親的溫飽問題,但并未使其脫離貧困;南京大學博士生傅益東認為19世紀英國公共瘋人院的興起體現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征;南京體育學院張春梅對1979-1997年的英國保守黨對醫患關系的調試是以病人為中心理念確認及實踐的過程;杭州師范大學張衛良認為維多利亞時期倫敦針對貧民窟采取的治理手段為解決工人住房提供了新的路徑;魯東大學韓玉瑩認為內戰后美國南部種植園發展以黑人為主體的分成制度造成了南方對北方經濟的依附性。另外廈門大學李莉、魯東大學高春常、江蘇師范大學謝存偉分別提交了《美國公共住房政策的變遷》、《美國奴隸的自由敘事》、《倫敦近代警察制度的建立及影響》等文章。

  經濟史方面,研究時段長,注重經濟與社會變遷的內在聯系。其中上海大學柴彬研究了詹姆斯一世時期名為“安樂鄉”計劃的經濟改革在絕對主義國家背景下草草夭折的原因;河北大學張殿清考察了近代英國的賦稅征收體現出征稅中央集權化的表征;河南師范大學崔洪健認為近代英格蘭中產階級的形成具備自身特征及發展活力;聊城大學孫學美指出1847-1914年英國租佃農場主租佃權的發展史是一部對土地占有權不斷硬化的歷史;菏澤學院曹瑞臣認為近代博物學家和園藝家對茶葉的研究促進了英國社會對茶的科學認知,推動了英國世界性茶葉帝國霸權地位的形成;蘇州大學于明波認為英國威爾遜政府“限制—融合”的移民政策確立了英國政府處置移民問題的主要模式;山東師范大學毛利霞認為19世紀英國斑疹傷寒的發病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比與英國的社會變化和經濟變遷密切相關;臨沂大學劉欽指出17世紀英日貿易的開展和交往具有較強互動性;哈爾濱師范大學周文認為石油工業是美國戰后經濟發展出現“黃金時代”的重要原因;南京師范大學王玉山指出20世紀90年代美國環境史的混雜轉向帶來了巨大成就也帶來許多困惑;上海師范大學黃艷紅認為近代早期西方各國的政治-社會結構對財政動員的效率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另外解放軍空軍工程大學岳恒提交了關于歐美專家與日本明治維新關系的文章。

  20日上午進行第二場主題報告,由華中師范大學邢來順教授主持,共計4位學者發言。其中南京大學于文杰教授以中、日、越三地代表性的陶瓷家族及其產業的歷史傳承問題為例,指出東方陶瓷藝術同源同宗,互融并進,生命力強,東方陶瓷之路是一條多元交往的經濟文化發展之路,也為世界陶瓷之路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四川師范大學許曉光教授指出,日本明治前期經濟迅猛發展與勞動者處境惡化的“二律背反”現象,引起了社會思想界對勞動者強烈的人文關懷,在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特殊輿論環境下西方社會主義思想傳入日本,正是內外兩種因素的有機銜接促使了社會主義觀念在日本的產生。山東師范大學王瑋教授強調了“三觀”之外的“第四觀”即歷史觀的重要價值,認為歷史觀是否正確,尤其是當政者和決策者的歷史觀是否得當,影響到國家和民族的盛衰存亡,歷史的動力既包括“驅動力”也包括“制動力”,兩者的互相制衡體現出世界歷史進程的多元性,因而改造歷史觀刻不容緩。聊城大學曲升教授通過對1945年美國“杜魯門公告”的研究指出盡管美國主張的是對漁業資源和礦產資源的控制權和管轄權,但公告實質仍是追求和維護本國海洋利益,并指出公告單方面的宣布觸發了“戰后藍色圈地運動”,戰后國際海洋政治領域海洋自由與反對海洋霸權兩種主張的激烈對抗與杜魯門公告有著密切的聯系。

  閉幕式環節,由上海師范大學黃艷紅教授主持,《史學集刊》宋鷗與首都師范大學倪玉珍,聊城大學呂俊昌、河南大學馮東興,菏澤學院曹瑞臣等分別對分組討論情況進行匯報。高毅教授對本屆年會的成功舉辦表示肯定,認為會議內容豐富,討論精彩紛呈,在廣度和深度上進一步提高,同時指出近代史研究需要平衡好宏大敘事與微觀研究,學術傳承與質疑創新,歷史學術與政治的關系,強調世界近代史研究正在形成共識,即關注重大議題,關注現實問題,唯此中國的世界近代史研究才能實現張載“四為”的追求,實現史學研究的最高境界。陳德正教授進一步感謝與會專家對會議的支持和付出,同時宣布成立聊城大學加勒比研究中心等消息。最后,本屆及下一屆主辦方代表聊城大學呂桂霞教授與上海師范大學黃艷紅教授分別發言,會議圓滿落幕。

 

 

(聊城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呂俊昌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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